因为，司法裁判的个案正义性问题涉及到整个法律秩序的问题，涉及到裁判的整体问题，对此类问题的解决远不能仅以个案的正义问题进行思考。

四、结语 通过对《拜杜法案》的解读可知，激励型法是根据法律的功能对法进行划分的基本种类之一。针对种种激励型法律现象，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围绕相近或相似的概念进行过一定阐述，或将激励机制与部门法相结合研究。

法律激励机制的逻辑关系可以归结为：在不同的环境下，法律根据个人的不同需要，通过刺激行为人的心理动机，规范其外在行为，使之达到预想的效果，合乎立法的激励目的。在定义激励法时，我们应当对这里的激励进行严格界定。心理学中的负激励即刺激，有时惩罚的负面刺激可能使人垂头丧气，积极性不会上升反而会下降，表现不好反而会更差。心理学认为，根据人们的心理和行为特征，通过外在的启发、引导、鼓励、奖赏，刺激人们奋发向上的心理状态。当环境一定时，法律根据人们各自的需要，对社会个体的每一层次的需要，都设计出相应的满足模式。

庞德将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社会不同集团和阶层之间的冲突实质上就是利益冲突，然而法律无法选择确认每一主体的每一项利益，必须对各种冲突利益尽量加以平衡，避免因利益失衡导致的社会失范{30}。如《法国民法典》对契约自由的规定，《德国民法典》对物权的详细规定，都极大地促进市市民社会的繁荣。实践中，这一特征的具体表现形式则为，代理人应把代理行为产生的利益转移给被代理人，而不能占有己有。

显然，股东对公司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控制，而这种控制权集中体现在公司的章程中。四、股东与公司之代理关系的认识障碍 在中国《公司法》历经几十载的发展，也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尽管这套体系很不完美。在股东不愿意继续提供资金支持后，随即法定代表人辞去全部职务。再者，笔者也可能一叶障目，实为谬误。

还值得一提的是，学者在民法体系下讨论代理制度时均就代理权的性质进行探讨，前面提及的徐国栋老师的《民法总论》一书，以及梁彗星教授的《民法总论》（2001年版）均有相关记载。多数论著大多分开讨论公司性质以及股权的性质。

当然法人和自然人的不同好理解，他们的资格所涉及的范围不同。其观点归纳，见江帆《代理法律制度研究》一书的第67页。实际上，公司亦负有根据章程向股东分配利润的义务。但如论如何发展，股东与公司关系的基石仍万变不离其宗，还是代理法律关系。

我个人感觉限制的既不是权利能力也不是行为能力。自认为，这一新观点能解决目前公司法理论上的诸多难点和疑点。这种责任承担形式的变化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之本质，充其量是对民事代理制度的修正，以适用于商事法律领域。也在此，抛砖引玉，就教方家。

这些权利内容显然不是单纯的财产权能够包纳的内容。既然股权脱胎于股东之财产权，从逻辑上股权应该是一个财产性的权利，但实际上，股权本身包含的内容远远超出了财产性的范畴，如因为股东人数众多产生的成员权，以及以公司法人为行为对象的管理权（选择管理者）等。

如，在代理权框架下可以解释为什么公司享有的不是权利，因为代理人本来就负有向本人移转代理成果的义务。这种人格独立主要表现为一方不得强迫另一方为任何行为，即意志独立。

从笔者自己的理解和定义看，权利是由权力和利益组成。例如，要求未出资股东按照章程出资的权利、撤销股东会违法决议的权利。笔者对此十分认同两位学者关于权利与利益关系的论断，对本文的观点也是间接的支持。当然，这里同样必须指出的是，法律行为是主体，实际上作为法人的公司大量受托实施非法律行为，如机器设备、办公用品的占有、管理等等。这里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1）第三人无法直接向股东主张权利和义务[12]。从这个意义上讲，股东不得强迫公司为法律行为，股东与公司实际上通过章程之约定而发生关系的。

从《合同法》第403条的规定看，可以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我国法律也是承认隐名代理的，尽管其具体规则设计上与显名代理不完全相同。至于股东内部法律关系，并不属于本文探讨的范围。

尽管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与民事代理在骨子里是同质的，但其在具体实践运用中的表现形式却非常不同。代理以法律行为为核心，而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要素。

而这一理解的源头来自于笔者对于权利和权力关系的重新理解和建构。作为一名法律实务工作者，对于法律的诸多思考，也源自法律实践。

对于一人公司而言，则股权则不含有这些内容。2．法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既然是人，那么人们就会自然地研究法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问题，毕竟也是法律主体。股东对公司的权利含有这两个方面。促使本人重新拾起这个话题的原因则是一起笔者处理的案件。

换言之，公司享有充分的代理权力）内对外实施以法律行为主体的经营行为，且其经营的法律效果也是由股东来承担。公司法人的意志是拟制其管理机关董事会或执行董事的意志，正常情况下，公司的意志不受其管理机关成员个人意志状态的限制（一旦某个董事丧失行为能力，股东可以更换董事），当然其行为能力，也不存在自然人行为能力的分类，即完全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

这一点可能比较难以理解。[12] 这也是脚注2提及的杜克大学教授认为不能把股东视作被代理人的理由。

而这些已经建立起来的观念和制度深刻影响和阻碍人们对股东和公司之间代理法律关系的认识。显然这不是一个容易说清楚的问题。

只不过近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公司股东承担无限责任严重阻碍股东的投资积极性进而阻碍社会的进步，于此同时人类发明了如同蒸汽机一样重要的人文工具股东有限责任，给予公司股东特别的保护。笔者试图从多维度就股权作出如下说明： （1）首先，股权应指股东对公司享有的权利。用个可能不大恰当的比喻，公司取得的是股东财产权利的外衣，而财产权利之核心利益则依然归股东所有。与法律界对于股东与公司之间法律关系认识的冷淡和稀疏，经济学界，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说则大行其道。

现代《公司法》均把股东对公司的这些权利予以法定化，以保障各方利益的可预期和平衡，以至于人们认为股权权利源自法律规定，而不是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合同（即章程），但这并不准确。因为严格来说，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下，所有权是指的物权，而公司财产类型多样化决定不可能使用所有权来涵盖全部公司的财产。

进入专题： 股东 公司 代理 。2.与自然人不同，公司主要是作为一个经营主体而存在，其对外经营行为主要表现为对外签订各类合同，换言之，即公司的行为主要是以意思表示为要件的法律行为。

在法人本身认识不清楚的情况下，自然也就难以从本质上认识法人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13] 这里有人会提出质疑，认为，既然承担无限责任，那么此时的公司尚不是法人。